杨锐说的资源，还是独立实验室的事。一个院系能建的独立实验室虽然没有数量限制，但投入是不能少的。
当然，像北大这样的学校，肯定要求院系的独立实验室有充沛的资金来源，比如申请国家级基金，申请高官项目，或者直接从有钱的国企要好处。如铁道部此等超级部委，甚至自己养着多个高校，只要投其所好，从他们那里弄到好处的几率还是很大的。
然而，无论要钱的技巧有多纯熟，院系总要给自己的独立实验室一些经费，否则，独立实验室怕是一点都不在乎院系了。
院系的科研经费是有数的，给了杨锐就给不了别人。像是蔡教授前两个月给杨锐的60万经费，那都是年初就有去向的，虽然不至于周转不灵，直接影响到其他人，但总数上少了，总会体现出来，有在乎的人，自然会在乎。
当然，恨人有恨己无的心态或许更重要。
然而，杨锐是不可能放弃独立实验室的。
这是1984年的中国，全靠私人实验室做研究，终究是要混不下去的。
杨锐就算是全副精力用来做生意，都赚不到足够实验室用的钱，因为实验室的经费，永远都是要指数上涨的。
尤其是基础性研究，没有国家资助，也得有大财团的资助，80年代的中国再穷，那也是玩过两弹一星的国家，指缝里稍微漏一点，让杨锐做点不赚钱的研究，还是没问题的。
想要国家张开指缝，没有国家序列中的实验室可是不行。
为了这个目的，杨锐才不在乎别人高兴不高兴。
科研原本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踩出一条路，人类的道路，归根结底都是前驱们用尸骨踩出来的。
尝百草的神农从来都是一尊图腾，死掉了一位再来一位，代代生命拓展了人类的认知。
些许的风凉话又算得了什么。
杨锐打开门，毫不遮掩的取来邮件，撕开了写满英文的包裹。
对他来说，JMC的回复尽可预期，科研又不是什么玄学，论文更是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的严谨文章，JMC可以不邀请他做审稿人，但既然邀请了，那就必须重视他的评断，否则，学者的笔杆子也不是吃素的。
除非杨锐的评断错了，但是，那又怎么可能。
“撕拉！”
里面的包裹也被杨锐扯了开来，露出三封信组成的全部内容。
周围的年轻教师和学生们像是大白鹅似的，纷纷伸着脖子看。
杨锐自信个人的判断，他们的想法却各有不同。
大家嘴上不说，但还是想看了结果再做谈资。
杨锐一封信一封信看封皮。
第一第二封信均来自《JMC》的编辑社，第三封信的正面，却是两种中英两国文字。
杨锐看到封皮的同时，其他人也都看到了。
有好事者，首先读出了上面的中文：“先生敬启”。
接着，又有人读出了英文寄信人，东京大学的加藤教授。
“是那个东大教授的信？不是单盲吗？他怎么知道你是谁？”这次说话的是谭助教了，他给唐集中做头犬，不想遛弯也得来打谷场。
杨锐撕开信件的同时，道：“信是JMC转过来的。单盲应该是相对的，很多期刊对于审稿人的所在国都是不匿名的。”
因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研究习惯和研究体系，尤其是前些年的苏联与东欧国家，他们的研究水平不弱，但在许多方面都与西方世界持相反的观点，这其中自然有政治因素的存在，但很多时候，也确实是两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，各自发展出的不同认识。
科学论文原本就喜欢探讨前沿科学，而在科学前沿，分歧是不可避免的。一些期刊出于各方面考虑，一方面会尽可能的安排恰当的审稿人，另一方面也会让作者知道审稿人的部分信息。
如此一来，遇到分歧严重的流派，作者自然会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，从而也能保护自己。
加藤教授虽然不知道杨锐的名字和机构所在，但知道了他是中国人，立刻用上了以前学习的中文。
在日本，小学和中学期间，学习中文是很普遍的，一些名校的入学考试也必然会考中文，而且会考到成语的程度，用中文写信封，对一个教授来说，实在是小意思。
不过，书信原文，依旧用英语来写了，想来为了语义有歧。
杨锐默默的看起了信件。
来“遛弯”的群众则被唐集中驱赶到了边上。
“写的啥东西？”总有人好奇的猫挠。
杨锐随口道：“我提出的修改意见，对方的回应。”
“怎么回应的？”
“做出相应修改呗。行了，我得看东西了，咱们遛弯的，是不是也遛够了？”杨锐下了逐客令，有时间来闲逛的，不是年轻老师，就是年轻学生，好奇心和幼猫一样，永远没个满足的时候。
然而，杨锐还是低估了东大教授的故事的流行程度。
杨锐话音刚落，就有人笑嘻嘻的道：“给我们说说修改意见和人家的修改内容呗，让我们也学习一下。”
“是啊，给我们学习一下吧。”好几个人起哄似的配合。
起哄是80年代集体生活的常态。现在又没有QQ群和微信群的存在，一群人在一起，更是免不了任性的时候。
而在这个年代，学生与年轻人的错误，也总是容易被宽容对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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